近十年来，中国的博物馆、美术馆的成立在数量上可谓颇为壮观，据中国博物馆行业门户网站弘博网的统计：“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已经达到4692家，每年举办展览超过2万个，参观人数约7亿人次，一年举办20万次教育活动，每年文物进出境交流展览项目近百个……” 这还是2015年底的数据，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是，展览质量参差不齐，公共教育活动较为单一甚至流于形式或表面，博物馆、美术馆专业人才等软性资源与场馆的扩建并不同步或匹配，以及公众对当代艺术的距离甚至误解等等问题，仍然需要博物馆界及社会力量去面对和解决。

　　11月30日至12月1日，就全球博物馆行业共同面对的艺术领域“公共教育”话题，“参与·交融：CAFA&AAM中美博物馆公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行，来自16个美国博物馆和23个中国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展开26个不同主题的发言及四个对话环节，参会的国内外博物馆界人士逾200多位，其中包括百余位各个博物馆、美术馆的馆长及主要负责人。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论坛上首先提出几个国内博物馆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当代艺术与公众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博物馆、美术馆越来越参与到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里面，但是在这其中，公众对当代艺术是有某种沟通的需要的，博物馆也有进行诠释的必要。第二个是博物馆与市区的问题，因为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越来越强调分众，所谓的大众也是有很多层面的大众，不同的市区、不同的分众，作为博物馆也应该去思考，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的工作。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艺术的民主化的问题，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权利机构，如何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去运用它对文化权利的警惕，而更多的跟社会发生民主化的自由交流的可能性，他觉得目前在中央美院正在展出的第三界CAFAM双年展：空间协商，提出的正是这样的问题。

　　美国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博物馆公众体验发展与收藏中心主任凯利·麦金莱（Kelly McKinley）做了“世界博物馆教育”的主题发言，在她25年的工作当中，一直负责公共教育方面，她认为博物馆教育者的一个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特殊的需求，比如提供家庭活动，家长们在博物馆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会有一种舒适感和自信感。博物馆应该提供一种和学校不同的体验，而且也要吸引新的人，特别是以前不来博物馆的人，将博物馆作为第三空间，在家和工作场所之间的一个社交空间。作为教育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是，不仅仅是关于认知、关于内容知识的学习，而是变成审美和情感的学习，社交的学习，从信息的传递者改成知识的辅助者。

桑德拉·杰克逊-杜蒙特（Sandra Jackson-Dumont）在讲座现场

 　　艺术民主化的矛盾：博物馆的教育和教谕

　　桑德拉·杰克逊-杜蒙特（Sandra Jackson-Dumont）来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教育部，她谈到一个社会参与性的话题，她认为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个角色，是要为公众提供一种相关性，那么大都会博物馆想要人们看到这个世界，想要寻找那些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情的真相，包括社区和环境问题，如果只是去假装是一个成熟的机构，而不去将人们的努力指向更加人文主义的方向，那就要问自己，是不是让正确的人参与了，是不是在辨别是非，那么50年之后，——现在已经是大都会150年的纪念日了，博物馆将会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关于美国的情况不得不思考的这些问题。所以如果说博物馆是一个关于思想的市场，那么必需要激起更多讨论，让这些参观者的声音被听到，而不仅仅是看到博物馆里的艺术品。

　　来自故宫博物院教育部的果美侠，讲了故宫博物院的教育概况，馆外的拓展，包括与中小学的合作，以及海外项目如与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的合作等，今年1月份的时候，达成与英国皇家加勒比邮轮的合作项目，计划在2017年之后，在天津、韩国、日本、40个航次，香港、台湾、越南泰国6个航次当中来实验他们的项目。

　　温迪·伍恩（Wendy Woon）是MOMA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教育副馆长，她讲述了博物馆的数字化，比如他们开设一个线上课程的案例，在这个实验中，他们形成了线上社区，而且这种社区是参与者自发组织，可以一起分享他们的学习体验，这种线上学习小组，他们可以在超过5年的时间里面保持这种关系。

　　中央美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任蕊的发言是：论博物馆教育中“诠释”的必要性，她谈到在诠释和展览过程中，会经常引用他们学院的背景资源，有一个导览团，拥有一个人文专业景和设计专业的背景等。同时也抛出两个问题：如何建立博物馆公共教育系列化管理以及执行和考核标准：比如到底收不收费，是跟随公众走还是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参与公共教育的观众如何进行深度的体验和接受？

　　关于这个话题，《美术馆十讲》的作者，既从事策展和学术研究，同时也是建筑设计师的唐克扬，在《通往美术馆的道路》一文中提出过不同的观点：除了展览之外，一个大型美术馆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的部分：沉思(最“高级”的选项)，教谕(最“民主”的美术馆也不会去除这一项)，教育(平等的“教育”和“教谕”往往相反)，而交流——则被看作是当代美术馆的最新发展。看来，如何在真正平等的教育和各自的教谕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每一个想要走向更高更广阔平台的美术馆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弘博网总编辑康伟文在讲座现场

　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盲区

　　尽管中国的博物馆众多，其教育资源却是有限的，而且是不均衡的。中国博物馆美术馆相对集中的于北上广等大、中城市，不发达地区则极少有分布。除此之外，弘博网总编辑康伟文总结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教育的几个特点：免费、受欢迎、体验感、报名、缺乏推广、临时性、活动多却不成体系、同质化、主要针对青少年。当然也这里面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比如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教育都免费。

　　来自湖北美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到，他们之前做过一个调查，有80-90%的中小学的教师，包括幼儿园的教师，从来没有去过美术馆。这个结果让在场的美国同行感到惊讶。王芳来自广东省博物馆，她是2000年进到博物馆工作，一直从事和学校对接的工作，她记得有次跟对接，对方问到：你有什么企图？她说没有企图，可跟免费，对方说我们现在只关心分数。

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

　　来自何香凝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个疑问，在公共教育的输出之中，博物馆和美术馆到底想给公众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在国外也有些区分，美术馆更多的是积极介入社会，介入到当代的情景，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公众的，但是服务于公众靠什么去吸引公众？他觉得美术馆把公众带进来，是想要传达的一些信息的，那美术馆在文化生产的时候，无论作什么公共教育，如何去做，应该要给到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对人的心灵有哪些启迪和引导？

　　对此，波士顿迪美博物馆教育与诠释部主任朱丽·叶弗里奇（Juliette Fritsch）认为：我们探讨的是关于博物馆的一些理解，一些体验，不是关于知识价值观，不是成为一个权威向观众传播什东西，如果说有任何的知识的生产，那么也是通过参与和分享的方式。

　　来自广州艺术博物馆教育部的邹杰杰认为，一个机构的基因决定了它做什么样的事情，美国博物馆的资金来源，有很大的一个社会性，尤其是在非民营的机构，而国内官方机构大部分是100%来源于政府的支出，所以可能在引导公众的时候，有一些方向是需要负责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多元的角色扮演。他们博物馆的部门有一个叫社会宣传部，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名词还在，但公共教育部是在负责引导和培育公众的。她认为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会逐渐实现一个转向，从国民到公民的一个意识转变。

　　中国国家博物馆社会教育宣传部主任黄琛在此前的发言比较有代表性：中国国家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融合发展模式研究。国博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但是从2006年到2014年，先后有4年的扩建施工，2013年3月份对方开放，2013年以后每年参观人数都超过700万人次。他们的课程是“希望表达民族性问题”：让孩子们更加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灿烂。他们从教育部统计了解到，中国到外国的留学生，留在当地60%，回来只有40%……他们希望这种情况通过博物馆的教学以后会有所改变。

　　哲学家李泽厚，同时也因对美学的研究而被人熟知，他在《给孩子的美的历程》（2016）的序言中，摘录之前对艺术的几种讲法之后，又对 “年轻的读者们”写道：“有人说，既然是心理情感的构建，那便与培育“一颗中国心”也有关系。但有这么重要和严重吗？我不知道。我只愿你们在这多义、朦胧、和不明确性的（艺术）领悟琢磨中，能读出些中国传统的味道和兴趣来。”，体现出一位哲学家对艺术可以超越地域或民族性的尊重和理解。

　　即便不是官方机构，不少博物馆、美术馆背后也都有各自的资金支持，比如地产、银行等，也难免会有各自的“意识形态”，然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总会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慢慢完善自我。正如央美美术馆副馆长唐斌最后总结道，各位从当今世界博物馆的共性，和各自所在博物馆的情况出发，从大家面临的现实和问题，以及各自在这些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得到的成果思考，为论坛呈现出多元交融的语境。博物馆公共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博物馆内部的展览、藏品、研究，无时不在发生着关系，同时与国家、社会、社区、学校等等互为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博物馆早已不是一个固定的局限的建筑空间，而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全方位、整体性、开放式的洞察世界的方式。

正在央美美术馆展出的“空间协商”里的装置作品

　　在论坛期间，搜狐艺术专访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以下为专访内容：

　　王璜生：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平民化不是走向娱乐化

　　搜狐艺术：可否讲一下这次中美博物馆公共教育论坛的缘起？

　　王璜生：这几年来我们多次参加了美国博物馆联盟（AAM）的相关活动，他们的年会我们也都派人参加，然后建立起一个彼此的了解，他们也多次到我们美术馆来开展一些其他的活动，跟艺术管理学院也有联络。在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特别重视公共教育，那么我们也希望用他们的经验能够带动国内的一些博物馆的工作，特别是公共教育的工作。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觉得做一个中美博物馆的公共教育的论坛非常必要。

　　搜狐艺术：这样看来，不但国内的美术馆在重视公共教育，国外的其实做的更早？

　　王璜生：其实他们非常重视公共教育，他们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在国外来讲，他们的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活动，是在展览已经达到很高的层次，然后他们希望是能够在这么高层次的基础上，而走向更平民化，或者说是一个很专业性的美术馆如何打破这种专业性。因此在这种走向平民化的过程中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里面也隐含了各种各样背后的理念，包括艺术的民主化，平民化的问题，甚至包括心理安抚的问题等等。那么我觉得目前国内的这种公共教育是处在一种，我们的专业性展览包括美术馆本身的专业性运作，其实还没达到一定的高度。像今天我们会看到中方的一些非常有作为的馆长们，像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齐白石纪念馆馆长），像刘迎九（上海外滩美术馆副馆长），他们探讨的问题是说，如何用我们专业性的展览，同时去带动一种公共教育品质的提升，使公众能够更多的来关注一个有品质的展览，或者有品质的一种公共教育，这跟西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中国馆长有些声音是说，我们要探讨公众的对象，包括上午我说的分众的问题，其实公众是分成很多层面的，那么如何让公共教育或者展览是面向不同的观众，然后针对不同的观众来开展相关的一种传播跟教育，而不是笼统地说我们如何走向更平民化，更娱乐化，这个可能还不是同一个概念。

　　搜狐艺术：是有这个问题，因为今天发现国外的美术馆他们讲的公共教育，好像更多的跟社区有关系，然后国内公共教育可能多是儿童教育。

　　王璜生：其实国内的公共教育目前的问题是在类同化，过于类同化，很多东西一谈就是儿童，然后就是做点衍生品，大家玩一下手工等等。不是说不行，国外其实也是在做很多这样东西，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很有知识份量的基础上，美术馆也非常高度的专业化的基础上，做这样的工作。而中国的还是有点用一种比较娱乐性的方式去吸引公众走进来，还有政治背景的一种宣传，民族性，还有的带着一种隐含在背后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可以深度去探讨的，包括故宫的公教，他们当然做的很好了，但是我想故宫面对1500万的人流量，他们如何做公共教育，而不是去做外面的公共教育，他们今天淡了他们是如何去做外面的公共教育（在海外的合作），那么他们面对1500万的这样一个年观众量时，他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作为博物馆的从业者应该去思考的。

　　搜狐艺术：有一篇文章上提到，公平的教育和教谕其实是矛盾的，然后他又提了一个观点：再民主的美术馆也都有自己的教谕。

　　王璜生：我们谈民主的时候，其实民主背后又有一个权力才会去谈民主，就像我们谈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后面又隐含着一个权力，包括教育，或者说隐含的一种教谕。美术馆其实它有它的话语，如何使用它的话语，又能够消解它的话语权，使得有一个更民主化的传播，或者说让这种话语更民主化，那么这是一个很矛盾性的东西。

　　搜狐艺术：这次来参加论坛的有各种机构，包括有官方的也有民营的，这个名单或者比例上最初是怎么考虑的？

  　王璜生：我们还是相对广泛的邀请，得到的反应也比较热烈，尤其是北京以外的同行，我们发现这次来的不少。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国家重点美术馆，在官方的渠道上，美术馆群体会比较认可，发出的信息他们都很认真的来关注。然后我们也非常重视民间，因为我觉得民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我们在这边也做了一些发动和组织。